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與福柯的生命政治學之間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們在共同面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過程中，都關注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直接規訓和塑造主體的權力機制。不過阿爾都塞沒有像福柯一樣通過這些要素來描述這種新型權力機制的具體細節，而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在生產方式再生產的視域中把握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發揮的權力功能。立足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生命政治學反思阿爾都塞與福柯之間的異同，有助于我們思考如何有機結合生命政治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關思想資源，從而建構一種合理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權力理論或馬克思主義生命政治學。

在對權力問題分析上的相似性

盡管阿爾都塞沒有在其研究中直接使用“生命政治”這一概念，但在對現代社會中隱而不顯的權力機制的分析與關注這一點上，其研究與福柯的生命政治學研究間有著重要的相似性。福柯的生命政治學研究以現代社會中的權力機制為對象，其突出特征在于：其一，福柯不再停留于傳統政治理論的視野內部來研究權力問題，而是到為傳統政治理論所忽視的領域中去研究權力問題，并發現了以人的生命性特征為對象進行治理的生命政治性權力機制。其二，福柯不再首先假定權力只具有否定性內涵，而是在對權力在現代社會中的具體運作方式的分析中，發現了現代社會中的權力已經不再是對人進行直接生殺予奪的君主權力，而是成為了一種肯定性和生產性的權力，成為了一種使人變得“更馴順”也“更有用”的生命治理術。以此為基礎，福柯建構了關于自由主義治理術的理論體系。

為了補充、完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阿爾都塞對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了區分。事實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關注的同樣是現在社會中的權力與治理問題，而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所具有的兩個突出特征在阿爾都塞這里也都得到了充分體現。一方面，阿爾都塞也不滿于傳統的國家理論只關注到了主要在政治領域、公共生活中發揮作用的鎮壓性國家機器。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主要包括學校、家庭、宗教、政治、工會、傳播、出版—發行、文化等不同機構，其中的大部分都運行在傳統意義上的私人領域中，運行于政治和公共生活之外，但又在確實發揮著國家機器的作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主要功能不在于壓制，而在于治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不要求以暴力來否定、禁止人們的行為，而是將人們塑造為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合格勞動力，并使人能夠以“自動行事”的方式發揮作用。主體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意識形態將個人“喚問”為主體，意識形態的功能內在于主體的構成之中，因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使用的也是一種肯定性和生產性的權力，它直接塑造主體。阿爾都塞和福柯都關注到了現代社會中的權力問題，并且在傳統政治理論沒有充分關注到的領域中，發現了權力對主體的直接塑造作用。

關于權力的描述性理論與理論本身

阿爾都塞認為，描述性理論雖然能夠通過提出對于研究對象的描述性觀念和表述而提示我們對研究對象進行進一步反思，但對研究對象的描述還不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理論本身，只有當我們超越對現象和表象的描述性理解，而深入透視研究對象背后的本質和結構的時候，我們才能超越描述性理論而達到理論本身。

阿爾都塞在《怎么辦？》一書中對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的批判性反省，充分展現了這種描述性理論與理論本身之間的根本性差別。在阿爾都塞看來，葛蘭西對上層建筑中的領導權問題的分析固然有助于我們突破經濟決定論的教條，并為重新反思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真實關系提供理論開端。但由于葛蘭西沒有從對領導權的功能和作用的描述出發進一步深入透視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結構，而是將描述領導權在歷史上所發揮的諸種作用視為理論本身，因而葛蘭西的研究最終倒向了絕對經驗主義。上層建筑和領導權在葛蘭西這里就脫離了經濟基礎而被神秘化了，它似乎成為懸浮于空中的獨立王國，我們只能對它進行描述，而無法深入把握其根源和本質。

以上批判對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學研究也同樣適用。福柯在開展權力理論研究時強調他試圖超越“權力理論中的經濟主義”的傳統權力研究范式，不去首先研究權力的所屬與轉讓，而是通過直面權力的具體行使過程而把握權力的運作機制本身，這實際上就構成一種關于權力的描述性理論。福柯的描述性權力理論固然能夠提示我們，要在傳統政治理論普遍忽視現代社會中的新型權力機制這一情況下重新關注權力問題，從而構成一種科學的權力理論體系的開端。但由于沒有進一步由對權力運行的描述透視權力理論本身，因而在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中，權力被神秘化了，我們只知權力的運作機制，而不知它為誰所有、為誰所用。而阿爾都塞的研究方法則與福柯有根本性區別，沿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阿爾都塞不僅試圖描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作機制，而且試圖進一步將它上升為關于意識形態、國家和國家機器本身的理論。正是在這里，形成了二者在研究立場和方法上的本質性區別。

一種有階級立場的權力研究

為了超越對權力問題的描述性理論而達至理論本身，阿爾都塞沒有像福柯一樣僅以一種“不加引號”的方式借鑒馬克思的部分觀點，而是站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反思權力問題，從“生產方式的再生產”這一角度出發探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背后所呈現的人類社會的對抗性結構，從而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

在阿爾都塞看來，意識形態沒有自己單獨的歷史，我們不能脫離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而單純考慮上層建筑自身。任何一種生產方式以及立足其上的特定社會形態要想持續性存在，都不僅需要能夠被生產出來，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夠被不斷地、持續性地再生產出來，這就要求保障其生產的條件和基礎能夠被持續性滿足，也即保障特定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生產條件的再生產。

從生產條件的再生產的角度出發，阿爾都塞發現，一方面，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包括勞動力。所以生產條件的再生產需要持續再生產出滿足現有生產要求的合格勞動者，以及符合現有生產關系的制度、法律、道德、觀念體系，而這正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要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實際上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實現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在維持自身的同時，需要在不同生產方式、社會形態共同再生產自身的存在條件的過程中確立自身的統治地位，也即在與不同階級的斗爭中持續性確立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從這一角度來說，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具有階級立場的，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再生產的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所以，通過從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角度出發所進行的分析，阿爾都塞沒有像福柯一樣，在懸置權力的階級概念、權力的來源與所屬的情況下來描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權力運作機制。在這一意義上，阿爾都塞為我們展現的實際上是一種有階級立場的權力研究。而且從這一角度出發我們將發現，雖然福柯沒有表明他所研究的權力之歸屬，但他對自由主義治理術的運作方式的具體分析，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所描述的正是資本權力的運作方式，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作方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董鍵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