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五大閉幕后，武漢國民政府所轄地區的危機越來越嚴重。5月17日，原駐宜昌的第十四獨立師師長夏斗寅率部進逼武昌附近的紙坊。5月21日，第三十五軍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收繳工人糾察隊槍械，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00多人，史稱馬日事變。接著，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軍總指揮朱培德在6月6日以“禮送出境”為名，把大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逐出江西，并開始查封革命團體，逮捕工農領袖。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動。

面對這種形勢，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衛看成是國民黨左派。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仍把希望寄托在北伐軍同馮玉祥部的會師上。北上的國民革命軍經過浴血奮戰，擊潰了奉軍在河南的主力，使東出潼關的馮玉祥部得以在5月31日占領鄭州。但這時馮玉祥的政治態度發生急劇變化。6月20日，他到徐州同蔣介石等舉行會議，公開倒向蔣介石一邊。事態的這種發展，大大加快了汪精衛集團的反共步伐。

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共產國際執委會曾通過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并給中共中央發來相應的指示（即五月緊急指示）。其要點是：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把農民協會變成鄉村政權；組織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兩萬共產黨員；沒收地主土地。雖然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犯了一系列錯誤，但這個指示是把當時挽救時局的關鍵問題提出來了。當然，這不是說中國革命當時有可能輕易取勝；而是說，采取這種果斷措施之后，黨將有可能同汪精衛集團進行有力的斗爭，一旦發生突然事變，也可以在早有戒備的狀態中給反動派以有力的反擊，而不致遭受過分慘重的損失。但是中共中央認為，五月緊急指示提出的任務是難以實行的，仍然企圖以無原則的讓步來最后拉住汪精衛集團。

為了挽救革命，以張太雷為書記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明確提出武裝農民“上山”和爭取地方武裝等策略，隨后省委在武昌舉行緊急會議，提出以武漢為中心，發動工農兵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右派反動政權的建議。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計劃》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張。然而，這些建議都被中共中央所否定。7月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國共兩黨關系的決議，向國民黨作出種種無原則讓步的表示，引起黨內許多人的不滿。會上，任弼時代表共青團中央提出意見書，批評陳獨秀，要求公布五月緊急指示。陳獨秀竟將意見書當場撕毀。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的擴大會議上，被緊急從湖南召回的毛澤東提出農民武裝可以“上山”或加入同黨有聯系的軍隊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還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會議雖然同意部分農民武裝可以“上山”，但對這項工作并未制訂具體計劃或采取相應措施去落實。其結果，不僅湖南武裝起義的計劃被取消，武漢的工人糾察隊也宣布解散了。在當時革命形勢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無原則的讓步不但沒有起到穩住武漢國民政府的作用，反而更加助長了反動勢力的氣焰。

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不滿越來越強烈。7月中旬，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實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行為，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聲明將繼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內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作用。

同一天，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汪精衛一伙“向蔣圖謀妥協，并與共產黨相分離，而殘殺農工”的行為。7月14日，國民黨左派的杰出代表、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寫成《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嚴正指出，黨內領袖不能貫徹孫中山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7月15日，汪精衛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以“分共”的名義，正式同共產黨決裂，公開背叛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隨后，汪精衛集團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速大屠殺。至此，國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一場以工農群眾為主體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參加的人民革命運動，它以與辛亥革命根本不同的規模和形式，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飆，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國范圍內得到空前的傳播，促進了中國廣大民眾的覺醒，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這場大革命，特別是廣泛深入的工農運動，教育和鍛煉了各革命階級，這就為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的開展，奠定了群眾基礎。這場大革命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黨的組織得到了迅速發展。從建黨初期到大革命失敗前的短短6年內，黨由50多名黨員曾發展成為擁有近5.8萬黨員、領導著280余萬工人和970余萬農民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黨。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黨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黨員群眾和黨的干部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因此獲得巨大的勝利。但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很難在發動第一次沖擊時就贏得最后的勝利。大革命的失敗，從客觀方面講，是由于反革命力量強大，是由于資產階級發生嚴重動搖、統一戰線出現劇烈分化，是由于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拉攏和支持下，先后投入反革命營壘里去了。從主觀方面來說，這時的黨還處在幼年時期，缺乏應付如此復雜環境的政治經驗，缺乏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深刻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由此導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放棄了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革命遭到失敗。

中國共產黨在1922年7月召開的二大上曾作出決議參加共產國際。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當時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在中國的代表雖然對這次大革命起過重要的積極作用，他們的主意有些是正確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出了不少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那些錯誤的指導思想。這對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著直接影響。大革命從興起到失敗的經驗教訓表明：中國共產黨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而且要始終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實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爭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同時，根據中國當時的實際國情，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必須堅持武裝斗爭，組建由共產黨直接統率和指揮的軍隊；必須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以充分發動農民參加革命，擴大革命的力量；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的建設，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既要發展黨的組織和注重黨員的數量，更要鞏固黨的組織和注重黨員的質量。只有正確認識和解決了這些問題，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革命事業走向成功。

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的歷史意義仍是不可磨滅的。這場失敗了的革命，實際上是未來勝利的革命的一次偉大的演習。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了光榮的一頁。黨開始掌握一部分革命武裝。與此同時，黨從正反兩方面積累了深刻的經驗教訓，開始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途徑，初步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并從失敗中汲取教訓，開始懂得進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裝的重要性。由于經歷了這場大革命，中國人民的覺悟程度有了明顯的提高。所有這些，為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轉自：中共黨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